“2018年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了推进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按下了钢铁等传统制造业绿色升级改造的‘快进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重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提出了新要求。中国钢铁超低排放标准的部分指标，其严格程度已超过主要发达国家”。尽管疫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诸多不确定性，但钢铁行业将秉持前所未有的决心，继续推进钢铁超低排放，并为实现前所未有的环保效果而努力。今天的访谈就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秘书长何文波来谈谈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秘书长何文波
中国钢铁超低排放严格
主要指标优于其他国家
“在当今世界钢铁业，我国制定并发布且正在大规模实施的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标准，在粉尘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三项主要指标上，其严格的程度均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标准，有的指标甚至差一个数量级，将我国钢铁行业单位产品排放强度提升至世界先进之列。相比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钢铁排放标准，我国的超低排放标准加严近十倍。”何文波说。
自2018年《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以来，一批钢铁企业迎难而上，大力推动超低排放改造并取得显著进步，污染排放总量不断减少，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持续推进超低排放，促进绿色发展是钢铁工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中国钢铁行业将推进并引领钢铁制造全过程、全产业链的绿色革命，全力承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使命。”何文波说。
超低排放投入大
中国钢铁行业负重前行
钢铁企业超低排放要求对企业所有生产环节实施升级改造，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以及运输过程均需满足超低排放要求。超常规之举，必然要付出超常规代价（超高投入和高成本）。
何文波和记者算了一笔账，以1000万吨粗钢产能企业为例，通过实施环保工程改造达到全流程超低排放要求，按现在的核查标准保守估算需投资约26亿元，吨钢投资增加260元。在不计设施设备折旧的情况下，为保证达到超低排放指标要求，吨钢环保设施运行成本增加50元以上。
“按全行业10亿吨钢产量测算，若全面实现超低排放，全行业相关技改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每年要增加运行费用500亿元以上。这对疫情后利润不断下滑的钢铁行业的确是个巨大挑战。”何文波表示。
超低排放是探索之路
需要创新环境支撑
超低排放是钢铁产业创新升级、重塑产业绿色形象、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何文波表示，超低排放技术中有很多是难啃的“硬骨头”，相关排放指标的稳定实现也绝非易事，必须进行绿色制造技术协同集成创新、优化完善，需要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和环保技术装备公司等多方协力完成。
何文波告诉记者，令人高兴的是，一批国内机构和公司知难而上，不仅在本轮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技术升级改造中占得先机，而且孕育了一批具有原创性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低排放装备技术，一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成为支撑超低排放目标实现的bat技术（最佳可行性技术）。
不过，环保设施投运后的确也存在运行成本过高、使用寿命过短、运行指标不稳定等问题。对此，何文波认为，对超低排放创新技术，既要强调实事求是，又需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对相关技术评价要客观，不要人为拔高。在实施运行中出现的指标波动等问题，既要公平评估评判，也需要甲乙双方合力持续投入、升级改造，保证稳定运行。
从企业诉求出发
保证超低排放改造稳步推进
何文波说，有不少企业反映，虽然国家强调推进超低排放是企业自觉行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区层层加码，将超低排放纳入地方强制性标准，忽视超低排放改造的技术难度，不理解相关技术的不成熟性和复杂性，不能正确理解超低排放指标的波动性，造成了企业不顾科学、盲目攀比数据的不正常现象。
还有一些企业反映，新冠肺炎疫情使钢铁超低排放改造进度受阻，许多改造项目由于施工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回归慢，原材料、设备运输受到限制，技术交流、招标、设计和施工等进度均受影响。而且，超低排放改造增加企业环保运行成本，加剧了疫情后企业生产经营的压力。同时，一些支持超低排放改造的优惠政策也存在落地难的问题。
何文波建议，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真改、实改、有实效且经评估监测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企业给予更多激励，让其充分释放优质产能。同时，限制污染物排放较高的低质产能，对评估监测中弄虚作假、超标违法排放的企业依法严格处罚，创造并确保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建议设立超低排放政府引导性专项资金及相关保障政策，加大环保类投资税额减免力度，减免环境保护税，对钢铁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原题为：何文波谈钢铁超低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