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在去年底召开的江苏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上，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今年省两会再次明确“率先达峰”目标。
作为经济大省，江苏率先实现“碳达峰”，这条路怎么走？最近多位专家探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
国家战略叠加的优势发展机遇、制度创新的先导实践试点、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均为江苏率先“攻坚”创造有利条件。
战略层面上，“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大国家重大战略叠加，为推动解决区域性、流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提供重大契机；制度层面上，作为全国唯一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省，江苏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红利将加快释放；经济层面上，江苏gdp连跨三个万亿元大台阶，为推动实现人口、经济、环境全面协调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和坚实保障。
尽管说有诸多良好的基础保障条件，碳达峰、碳中和对于江苏而言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开放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江苏省委、省政府“率先达峰”的信心和决心绝非起于一念之间，这无疑需要科学规划和深层考量。就目前而言，江苏省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非化石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总体占比增长缓慢，能源结构调整形势严峻。
由此观之，江苏要实现“率先达峰”任重道远：“十四五”期间要争取实现煤炭消费的稳定达峰并开始持续下降，到“十四五”末或“十五五”开局期间努力实现石油消费量达峰，实现“净零碳排放”。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以“资源效能型、环境优质型、气候友好型”发展模式为导向，江苏“率先达峰”的核心路径应当也必须是“一减一增一平衡一借力”。
“一减”：“节能、减排、减碳”，牢固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的核心意识，持续减少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费，动态完善能源“双控”制度——gdp能耗强度与能源消费总量双控。
“一减”的重中之重是重点领域节能减排提高能效，在工业、建筑等领域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扩张，促进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动制造业向低碳、脱碳发展。推进绿色低碳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基于电气化、光伏建筑、柔性用电系统的建筑能源系统变革。大力建设绿色建筑，推广低碳简约生活方式，实现“精准节能”。不断推进交通运输方式的结构性变革，形成以轨道交通、公共交通为主，共享单车为有力补充的的低碳型城市交通体系。
“一增”：“增能源增技术”，大幅增加新能源、清洁能源供给，提升深度脱碳技术及发展能力，以“提质增效可持续”为核心原则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率。
在“率先达峰”目标驱动下，江苏要坚定不移的推进可再生新能源发展，加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能源体系；实施更加稳健的新能源政策，助力新能源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一步发掘区位优势，加速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增加低碳新技术供给，要积极研发减排效果明显、安全可控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大力发展规模化储能、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氢能等深度脱碳等技术。在数字信息化与人工智能高歌猛进的时代，“一增”也离不开相关领域的大数据挖掘与利用。江苏能源互联网建设有助于广泛链接上下游资源和需求，形成业务融通、数据共享的一站式平台，打造能源互联网生态圈。
“一平衡”：“减污降碳协同、生态发展平衡”，以减污降碳为重要着力点，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重视系统治理，实现减污降碳的效益协同。
结合省情，进行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同根同源性定量分析，识别协同控制关键领域；以源头治理为重点，探索形成江苏特色的减污降碳协同推进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推进碳排放达峰、空气质量达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合方略。不断总结能源结构优化升级与环境治理的已有经验，取得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机统一，并为实现“碳中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江苏做出制度性安排。推动基于自然的凯发网的解决方案，在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同时，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发挥海洋、森林、湿地等三大生态系统功能，利用海洋“绿碳”发展碳循环经济。
“一借力”：“借力市场机制与金融工具”，创新性使用低成本、激励性的经济杠杆实现“率先达峰”目标。
完善碳交易市场，以尽可能低的成本降低碳排放强度。江苏持续进行的碳交易基础工作——碳核查已积累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鼓励创新，不断拓展碳交易领域，以市场手段倒逼企业重视碳减排。拓展投融资渠道，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将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纳入货币政策担保范围，采取公共投资引导战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在此进程中强化监管创新，兼顾保障主体权利与防控金融风险。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将长期目标设为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逐步实现到本世纪下半叶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即碳中和目标。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这既体现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担当，更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对推动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际上已形成共识的碳中和路径包括：加大清洁能源结构占比、加速各部门电气化进程、减少非必要的能源消费量、使用碳汇集或移除技术。促进碳中和的交易体系由五大制度基石构成，分别为总量控制体系、mrv（监测、报告、核查）体系、强制履约体系、减排项目抵消机制和统一登记薄制度。
我国碳市场交易试点工作从2011年启动，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目前试点地区控排主体碳配额线上交易已达一定规模，履约率不断提升，碳减排取得显著效果。
目前，碳交易试点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碳交易良好运行的基础是拥有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目前大部分地区相关法律政策还不完善，法律约束力弱；二是企业的能源消耗量、产能、产值等关键数据不全面，试点企业排放数据和交易所交易数据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披露；三是市场流动性差和价值失真问题，配额的价格与减排成本相差太大，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别较大；四是低碳转型与平衡经济增长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如果碳排放配额总量设的过低，将对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形成一定潜在制约和影响。
为加快落实碳减排、促进碳中和，首先要建立健全碳减排目标管理与市场交易体系。我国纳入碳交易的主要为重点排放企业，要加快推动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与区域分解落实制度建设，健全碳排放监测核查体系，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为配额分配提供重要保障，有效支撑企业的碳资产管理，建立强制履约的考评体系，把碳减排纳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打造高效交易市场。
其次要通过激励碳减排加快“十四五”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充分利用税收、金融、奖补等手段对碳交易企业进行激励，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改变农业结构，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工业领域要推进绿色制造。
此外，推动“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互促转化机制促进碳中和实现。林地、草地和湿地是固碳的主体，贡献了约80%的固碳量，并提供水源涵养、产品供给、污染拦截净化、文化旅游等众多生态服务产品。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形成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森林碳汇增加的碳中和效能。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压力和挑战。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及开发应用低碳清洁能源及节能低碳技术，有效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要促进低碳产业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引导低碳技术投向转型升级较快的行业，使产业结构朝着更少污染排放、更高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方向转变。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控制煤电、钢铁、石化、化工等高耗能产业的扩张，压减水泥、化纤、造纸、纺织印染、塑料等落后低端产能，提高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减量置换比例，使单位gdp能耗快速下降。重点发展集成电路、智能计算、网络通信、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低碳高效行业”，使经济发展与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脱钩。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坚持发展优质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先进绿色低碳制造业等。逐步提高服务业比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使产业结构更趋合理。服务业方面，交通及仓储等行业是耗能、排污大户，要注重新能源或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促进绿色仓储技术与装备的应用。要大力发展规模、集约、高效和绿色有机农业，革新农业技术,发展节约型及种养一体化的循环农业。
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引领绿色发展，促进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等。通过采用数字技术，促进整个产业链条更加“绿色”。促进数字经济与低碳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打造节能新产业新业态。构建科学的资源生态大系统，发挥数据的集成效用，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不同区域和不同主体之间在能源调度与利用上的协同，促进工业、建筑、交通、消费等领域的数字化节能。通过物联网技术应用及智能化控制，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生产中产生的碳排放和资源浪费。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数据中心、通信网路与终端设备等也带来大量的能耗和碳排放，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其节能减排。
要促进清洁低碳能源应用。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促进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水电、沼气、生物质能等。
要促进节能低碳技术研发。增加科技投入，抓好重大节能减排工程，攻克一批节能减排关键和共性技术。探索节能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思路，强化节能低碳技术的研发及推广应用。鼓励企业为主体的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与工业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升级，淘汰落后生产技术及设备，更新生产工艺及流程等，确保企业节能减排取得实效。强化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应用，实现资源的再造利用，全面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此外，开展规模化储能、碳捕集利用及封存技术和装备研发，开展零碳能源、氢燃料电池、海洋能等前沿技术研发。通过持续开展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有效地降低资源消耗、碳排放及系统能耗。
要在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提高低碳节能意识。要促进企业尽快转变发展观念，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以新技术应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强绿色发展竞争力。政府相关部门要支持低碳环保企业扩大规模，并对清洁能源企业给予政策补贴，提高其供给能力。同时，要建设符合我国实际的碳排放交易方式，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碳减排。要加快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结构及生产方式，并加快数字化发展，更好地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最大来源，“双碳”目标的达成离不开能源系统的清洁低碳转型。长久以来，我国能源资源禀赋被概括为“富煤贫油少气”，近中期内煤炭是我国能源电力供给的核心稳定器。然而，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全球电源平均碳排放强度，煤电超越石油和天然气成为最高碳排放强度能源。在政策、现实、趋势的压力之下，我国煤电行业乃至各微观煤电企业的清洁低碳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除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三大高碳排电源外，所有低碳排电源尽管在单位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数量上占得优势，但就目前来看规模化、产业化的普遍应用还很难实现。主要有以下原因：
光伏、光热受限于昼夜和气象条件，地热、潮汐与不可控的自然条件息息相关，生物质供应源头分散，原料收集困难，核电则存在核燃料资源限制和核安全问题，风电、水电的发展也受到风力、水力资源的制约，不确定性大。近中期内我国能源系统的转型依然要保证电力供应的经济性、安全性、连续性以及煤电的兜底者角色，一味大规模地“去煤化”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
那么，对于现存的煤电企业而言，到底是关门另谋他路还是在夹缝中求变转型？这需要建立一整套有序退出机制。
科学谋划、有序退出
树立全局观念，协调好与新能源的互动关系。以安全经济、可持续性为根本出发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合理规划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电规模比，找到企业定位。对于不符合相关技术、能耗、安全、环保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的现存煤电机组和僵尸企业，监管部门可直接强制其关停或整改。
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煤电企业进行全面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该企业的机组役龄、潜在寿命、能耗效率、全生命周期污染排放、盈利能力、社会价值等方面。单机容量小于30万千瓦的老旧机组和热电联产小机组，若无改造重生的可能也应主动关停。单机容量在30万-60万千瓦的亚临界机组，可经过改造，将其性能和运行效率提升到超超临界机组水平，如此既可避免煤电产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又缓和产能过剩，提高电网负荷调节的灵活性。
克服障碍、角色转变
我国用电形势宽松，在“双碳”目标的强劲约束下，煤电企业有秩序地淘汰不会对电力系统的平稳构成威胁，但不能忽视企业清退过程中的重重阻碍，以及退出企业后续的角色转变。做好资产变现工作。企业管理层要处理好与其他企业间的业务联动关系，充分掌握市场环境信息，对一切有可能二次利用和售卖的发电设备寻求最合理价格，减少破产清算。对过度依赖煤电和煤炭资源的地区加大就业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煤电企业应树立系统减排思想，摸清能源链上生产、运输、使用环节存在的能耗与排放。系统减排强调不仅考虑系统输入流和各阶段相应运行设备的直接排放，还要考虑系统运行和与物料转化有关的伴随排放。煤电企业应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深度提效节能减排，为“3060”目标的达成贡献力量。
坚持“一厂一策”精细化管理，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煤电企业在电力供应上有其共通性，但就各个微观企业而言，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资源禀赋状况，乃至内部的管理运营细节，都是特殊且差异化的，有必要针对产业末端的煤炭厂提出“一厂一策”的精细化管理方案。成立专项组进驻企业调研，形成系统的、定制的节能减排方案。
原题：率先碳达峰，这条路怎么走？智库专家为江苏求解